新文科建设：“新”从何来，通往何方

作者：徐飞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0日 10版）

徐飞，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竞争战略与博弈论、高技术创新创业等，出版有《战略管理》《纵横“一带一路”——中国高铁全球战略》《战略联盟稳定性、破缺性与演化实证》等近20部专著译著和教材。新华社发

“新文科”是最近教育领域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会上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并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新文科”新在哪里？又该如何建设？本演讲就此展开谈些相关思考。

新文科之“新”

新文科之“新”不仅是新旧、新老的“新”，更是创新的“新”。换言之，不仅是形容词的“新”，更是动词的“新”（创新）。唯如此理解，方能把握“新文科”的本质和核心要义。以下从论域拓展、价值重塑、话语主导、交叉融合、研究范式这五个维度，阐述新文科之“新”。

新在“论域拓展”

新文科的论域包含内涵和外延。我国的学科门类现已拓展为14个，除了大家熟知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以及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这13个学科门类外，近期又新设置了“交叉学科”门类。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分别属于工学、医学、农学中单一的一个学科门类，新文科则不然，包含8个学科门类：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其中，文、史、哲是基础文科，经、管、法和教、艺是应用文科。因此，新文科的外延和范围大大拓展了。

一般而言，所有学科可以分成三大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者分别以“物”“事”“人”为研究对象，追求物理要“对”、事理要“明”、人理要“通”。由上陈述可知，新文科涵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再次说明新文科范围之博大。之所以强调“物”“事”“人”三类研究对象，就是要揭示新文科内涵的根本因素——人。人文科学直接研究“人”，社会科学虽然研究的是“事”，但事因人而起，天下无无关人之事，因此其本底还是“人”。

不过，现在除了“碳基”生命，“硅基”生命的代表之一智能机器人，正在对“人”的概念产生新的影响，人工智能亦大行其道。2011年，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一书中，就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分成“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他甚至大胆预测，到2045年机器人智力将超过人类。2017年11月29日，名为“索菲娅”的机器人“公民”在沙特阿拉伯横空出世。索菲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为一国公民的机器人，沙特还给“她”颁发了居民身份证。作为以研究“人”（及其相关的事）为对象的新文科，由于“人”的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涵也将随之拓展并极大丰富。

新在“价值重塑”

文科与自然科学都注重知识性、学理性和学术性，但文科还必须关切并体现价值性和思想性，价值性、思想性和知识性、学理性相统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命脉。一般而言，自然科学注重工具理性，文科则注重价值理性。众所周知，工具理性具有客观性、普适性和普遍性；价值理性则具有主观性、民族性、历时性、理念性和意识形态性。新文科的着力点需从探讨人文社科所涉对象的规律性，转向对社会价值观的重塑；需注重揭示理性背后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弘扬知性美德和善意，为理工科乃至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思想指引与价值选择。

价值重塑，需要重塑人和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人类不自觉地奉行“人类中心主义”，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爱惜地球家园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淡薄。殊不知伤害人类的，终究是人类自己。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再丰厚，也取之会竭、用之会尽，人类必须懂得尊重大自然，若索取无度，终将遭到大自然报复。因此，必须重塑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实现包容性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价值重塑还需要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解”，找回人类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空间”。比如，当今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虽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但也让一些人再次陷入（理性）自负。现实生活中理性退化为算法和计算，计算甚至蜕变成算计。个人的生活与行动也极可能被日益强大和精准的算法所主导甚或“绑架”。由此推论，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附加带来的环境、生态、伦理等风险，以及个人精神迷失、信仰空缺和意义危机等问题，这些都亟待通过新文科实现价值重塑。

新在“话语主导”

若用大时间尺度看世界历史，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思想、科技、制度均在西方之上。但是从15世纪开始，西方文明迅速发展并日益取得强势地位。

新文科应助力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之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重大经济理论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量级学者群。新文科要讲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背后的原理、道理、学理、哲理、法理和事理，为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贡献学术新知，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管理学界逐步完成国际接轨，大批中国学者已经快速学习并掌握了西方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当下，本土学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扎根中国经济管理实践，充分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日新月异的管理变革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问题导向捕捉管理变革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机会，深刻反思本土情境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揭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规律，进而兼收并蓄，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经济管理新理论和新思想，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新方法和新范式，这应是新文科的一个重大使命。

新在“交叉融合”

学科交叉和科技整合，已经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新文科的交叉融合主要体现在：传统文科自身交叉融合（文史哲不分家）；传统文科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其代表是PPE，即哲学（P）、政治（P）、经济（E）“三位一体”；文科与工科交叉融合，如能源与气候经济、设计艺术哲学、新媒体；文科与医科交叉融合，如生命伦理学、医学信息学、健康管理；文科与农科交叉融合，如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农业经济学；文科与理科交叉融合，如计算法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金融科技、商业智能，等等。“新文科”要突破“小文科”思维，构建“大文科”视野。

仅以财经为例，现在财经研究除了利用数学、系统科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之外，越来越多地综合利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行为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实际上，商业分析（BA）和商业智能（BI），就是集商业管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于一体的商科与理工科紧密交叉综合的产物。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社会行为经济（SBE）学部，在2010～2020年学科发展战略报告《Building the Mosaic》指出，未来10年学术研究特点是：数据密集（Data-intensive）、跨学科（Transformative）、强合作（Collaborative）、问题驱动（Problem-driven）。这四大特点都指向SBE的交叉融合：数据密集（泛在）自不待言，跨学科和强合作几乎就是交叉融合的同义语，而问题驱动则是倒逼交叉融合，因为没有哪一个问题是某个单一学科的问题，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综合考量、协同施策，方能解决问题。

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在方法论上，传统的人文社科方法，应转向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特别是要运用算法，将文科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统一，彰显新文科的科学性。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SS）就是用计算手段来研究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旨在打造“数智人文”。随着信息文明时代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知识创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信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愈发鲜明，将井喷式地出现计算传播学、计算新闻学、计算社会学、计算经济学、计算金融学、计算管理学、计算政治学、计算行为学、计算心理学、计算语言学、数字情报学、数字人类学、人工智能法学等新兴学科。

新在“研究范式”

新文科研究范式将不断丰富。

以管理学为例，一是基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以概念抽象、学理思辨及逻辑演绎为主要特征的规范性研究；二是基于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以实验研究、预测研究、案例研究、经验分析、田野调查、随机实地实验（Random field experiment）等为主要特征的实证研究；三是基于系统科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学、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聚类分析、人工智能（AI）等学科，以数学建模、模拟仿真、数据挖掘为主要特征的量化研究。实际上，根据图灵奖得主Jim Gray的观点，科学研究经历了从“实验归纳”，到“模型推演”，再到“仿真模拟”的三次范式革命，现在方兴未艾的“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正是演进中的第四次范式革命。

得益于脑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学等学科的飞速进步，我们现在已知“前额叶”成熟需要大量复杂的学习与综合训练，这些学习与训练的程度、方式与强度对前额叶成熟程度有重大影响。而且，前额叶成熟指标（理性）涉及注意力集中程度、组织思想解决问题、思考与预期未来、战略与计划、平衡长短期目标为长期目标延迟短期享受、根据情景调整行为，以及管理情绪控制冲动、处理复杂信息同时执行多项任务、学习适当社会行为和抵制不适当社会行为等。这些认知对企业管理、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大有裨益。一般地，综合应用上述多学科知识，无疑可以为新文科打开一片新天地。

如何建设新文科

新文科建设需要构建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这四大体系，并在强化价值引领、打造数智人文、彰显文科“质性”三个维度持续发力。

建构四大体系

我认为，新文科需要明确新定位、新理念、新理论、新学科、新方向、新专业、新课程、新模式、新标准，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科教育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评价体系。

建构新文科理论体系，应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把握已来，面向未来。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厚植华夏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着力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又要借鉴汲取世界各民族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优秀理论成果和最佳实践，坚持守正创新，贡献学术新知和学理创见，不断扩展人类的知识疆域和理论边界。既要观照现实生活，回应社会关切，反映时代巨变，描绘时代精神图谱，从当代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深刻解读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在逻辑，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解决当下问题；又要未雨绸缪，高瞻远瞩，为新时代理论创作和学术研究开辟道路，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建构新文科学科体系，一方面应遵循不同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分类推进。文科门类众多特色各异，要根据各自学科专业特点，结合行业领域特定问题，促进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八大”学科门类特色发展；另一方面要打破学科壁垒，积极审慎地推进文科内部以及文科与理工科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搭建学科集群平台，打造学科群协同共育生态位。在此基础上培植新兴学科，传承和发展传统学科的知识体系。学科的本质是人类学习知识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学科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知识规训，并遵从严格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研究范式开展知识生产和学术创建活动。

建构新文科教学体系，其重点工作，一是持续做好现有专业、方向、课程的更新、优化、改造、提升和赋能，同时加快新专业或新方向、新课程的探索与增设。鼓励跨学院联合建设新专业，激励教师开发新课程，新旧课程应形成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覆盖并体现该专业（学科）既有和前沿的发展实践。二是推动培养模式创新。有效开展本硕博长学制贯通式培养，积极推进双学位、主辅修、微专业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跨院校、跨专业、跨行业、跨国界的协同育人机制。三是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经典“悦读”活动，使学生能从经典中邂逅高贵灵魂，感受非凡智慧，洞见深邃思想，进而品味科学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以充分发挥文科经典独特的浸润、熏陶、感染、共情、唤醒、激发教育作用。

建构新文科评价体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需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改善制度供给，破除唯项目、唯经费、唯奖项等顽瘴痼疾，健全综合评价、分类评价、多元评价和同行评价，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原创价值，以及建言资政和人才培养贡献度，探索将学术会议、论坛报告、调研访谈、趋势研判、决策咨询、教学教研、课程思政、创作作品等方面的高品质成果，像高水平著作、论文一样作为新文科代表性成果。对通过交叉融合产生的“交叉（新）学科”，要突破传统的学科评价框架，全过程按照独立的交叉学科为单位进行管理，避免同行专家仍然用传统学科思维左右评价结果。

强化价值引领

士以弘道，文以载道。如前所述，学术性、知识性与价值性、思想性相统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命脉，强化价值引领是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首先，从社会思潮看，新文科需要切实肩负“精神补钙”和匡正人心的重要职责，做社会的弘道者，承担用明德引领社会风尚的历史使命。从国际秩序看，现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和制度的竞争。国家力量和有关各方的角逐，将越来越围绕真理道义和是非曲直标准的不同理解而展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而新文科在推动建设更加公平、正义、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多赢、共荣的国际秩序上大有可为。

从科技伦理看，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问题一直与近现代科技进步形影相随。在科技史上，炸药、原子能、化工技术、造纸技术、纺织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在给人类创造财富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战争工具、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甚或生命尊严丧失和生活意义消解。历次工业革命的进程表明，每次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都带来生产力革命，生产力革命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并带来法律、文化、观念、理念、秩序等精神和价值层面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也亟待新文科做出及时回应，以弘扬科技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造福人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打造数智人文

当前，新文科建设中风头最强劲、发展最迅猛、成就最显著，也最被看好的当属数智人文“Digital-Intelligent Humanities （DIH）”。数智人文从“数字”到“数智”，从简单的数据仓储建设和编辑，到开展统计处理（计算机语言学）、运用链接（超文本）、建模（包含结构构建与视觉呈现）、创造结构化数据（可扩展标记语言），再到新的整合性实践，一路走来风生水起，为新文科提供了跨学科交流平台和新的研究工具，激发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活力，推动学术机制的重组（构）和再造。

数智人文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导向，其产生和推进都源于“数智”和“人文”的双向需求和动力。一方面，激励当代数智人文发展的核心信念，是坚定地相信数字化智能化工具具有转变人文学探索内容、边界、研究方法和受众的巨大潜能。历史上笔、纸及印刷术的出现，都曾为知识和学术思想的生成和传播创造了新条件。如今信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出现，也促成了新的记载、阅读和研究方式，及时开启印刷时代向数据时代的转向正当其时。比如，针对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依赖定性分析、数据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利用谈判文本或政策文本进行聚类分析、知识图谱、情感分析等定量深层挖掘，可以显著提升研究水平。

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文科学术界一直面临着学术创新的压力，作为特别需要积累和传承的人文学科，亟待拓宽学术空间，激活学术潜力，数智人文就成为重要的尝试路径。以历史研究为例，通过文本图像分析研究平台和结构化智慧数据（Smart Data），可以实现数智和人文的联系，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交融，这不仅延展了观察历史的平台，深化了学术内涵，还能用“可视的”方式呈现历史时空和时空里活动的相互关联的人与事，使学术境界有可能获得根本性提升，进而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题目，形成新的研究契机。

未来数智人文可在以下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诸如：数智人文的基础理论，信息科技与数智人文学科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方式融合带来的认识论挑战；语义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链接数据）以及数智人文领域的相关技术应用；数智人文的研究方法和方法创新，数智工具和平台是如何塑造（有潜力影响）人文学者工作、进行研究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及其相关含义，人文学术、传统和实践如何塑造或有潜力塑造数智工具、平台及其创新；数智人文教育模式、课程、方向、职业和能力的研究，以及多元化合作的方法等。

彰显文科“质性”

众所周知，质性研究是相对于量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研究现象发展过程及其特征的穿透式分析和整体性探究，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演变规律。此处我借用“质性”这一术语，不仅是再次强调文科内在的、内涵的思想性和价值性，更意在提示和警醒新文科建设中不要追求“新”而忽视“文科”本身。

毕竟，新文科的根本是文科，“文科”是“道”“体”和“质”，“新”则是“术”“用”和“文”（纹）。彰显文科“质性”，就是要在新文科建设中突出文科自身的中心地位。近期我国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是其下设的两个一级学科。在我看来，如果说“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是地道的理工科，“国家安全学”则是新文科。国家安全固然要靠高科技和“撒手锏”等硬实力和锐实力，但也要具有集全球视野、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对策博弈、运筹帷幄于一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和巧实力。

如前指出的那样，新文科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然而，多年来重理轻文、重定量轻定性（质性）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在这样的背景下，若不注重文科质性，新文科中的文理交叉或将“喧宾夺主”导致文科愈发式微。因此，文科自身更要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奋发有为。